其次，要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依法治党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法治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日益崛起于世界的当代，阶级显然已不再适合作为政治与宪法分析的核心概念，必须代之以公民。

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近来的四中全会聚焦法治，这是新一轮改革回应并释放出的新的政治与时代精神。因此，再以马克思的原教旨式话语解释和批评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必然力不从心，甚至堕入马克思传统所反对的教条主义窠臼。从宪法条文到时代精神再到生活传统，法治经由执政党的二次决断、国家的常规实践与民间社会的维权推进，将成为保护和扩展改革成果、调理和生成规则秩序、重构和改写官民权力关系、保障和提升自由与创造力的不二法门。与治理现代化、法治等现代性价值并驾齐驱甚至有凌驾之势的，恰恰是张扬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尾随跟进入改革三十年的一系列正统价值，比如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公有制等。四中全会应当成为再一次的证明。

因此，今日的西方体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批判时针对的严格的斯密世界，而是经过复杂结构调整之后的斯密—凯恩斯世界。试举数例：第一，1999年宪法修正案接纳法治，但直到今年四中全会才获得了二次决断机会，成为正统价值之一。过分苛责这些律师的行为动机或者暴露出批评者的保守自私倾向，或者暴露出其掩盖企图。

2001年的齐玉苓案更是掀起了宪法司法化运动，最高院司法精英企图在中国开展一场马歇尔式的普通法宪法革命，当时的学界与民众对此颇有期待，但并无特别进展，该案批复更是于2008年被明确废止，从而阻断了宪法司法化的司法改革路径。在刑事侦查技术相对滞后的司法条件下，口供便成为侦查破案的黄金线索，也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不变法则。为此，司法人员尚需要新一轮的法律启蒙，需要更新司法伦理观。再者，死磕需要严守法律分寸和尺度，过度死磕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司法过程的信访再现，漫天要价，无限夸张，在追求个案形式正义的同时牺牲掉其他价值，并造成司法资源的过度浪费。

维护这一定律的是命案必破的司法政绩观和实体正义观，过分偏重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偏重使受害人满意和人民群众称道，而自觉不自觉地虚构与制造出有利于快速结案的情节，制造出一个个刑事司法体制下的受害者。  在这一司法负资产的增值史中，抗议和反击的声音与力量从未停息，日益发展为两股力量的奇特结合：一是冤假错案中的被告人家属，有时甚至包括对终审判决不满的受害人家属。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事关普遍司法正义的司法权改革问题。死磕式个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倒逼司法正义，形成一种选择性、强有力的民间法律监察机制，类似于司法打假。第四，互联网信息互通与交通条件的优化。根据纲要要求，各级法院应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将裁判文书统一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其次是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的适度分离，实现司法的适度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多年来，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冤假错案、涉诉信访似乎已成为一条司法负资产的增值定律。而司法绩效考核机制也需顺应这一司法文化变迁的需要。其原理就在于法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其核心资质必须由专业人士认定，即使人大最终否定某些提名，新的人选依然需要从委员会程序中产生。

当然，与既往司法改革纲要类似，一方面面临着司法改革研究者对改革力度与效果的理想性质疑，另一方面则遭遇到宪制性地位的尴尬与局限，面临事倍功半的考验。人民司法伦理观必然要求一种受害人本位，而程序正义观则要求一种嫌疑人本位。

而且，司法职业化也并非一帆风顺，王胜俊院长任内的人民司法运动对职业化进展有所干扰，但周强法院重新确定了职业化的主方向。每一次死磕，都是集合媒体、律师与社会舆论的整体力量对具体刑事司法过程的合法性检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种阳光司法的政策将全国绝大部分裁判文书集中暴晒，对各级法官是重要的制度性威慑，将倒逼其公正司法与充分说理，否则众目睽睽之下无法自安，更恐惧于当事人和死磕派律师联盟启动再审程序的错案追究压力。因此，不是律师的劝回，而是司法程序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才是终结信访的关键。近期作出无罪宣判的福建念斌投毒案就是这一奇特力量结合的又一次个案胜利。刑事司法过程的死磕风尚更多具有法治转型期的典范凸显与法律启蒙意义，在个案的意义上将当事人劝回司法程序，通过充分的社会舆论动员和法律程序博弈获得一个合法而正当的判决结果。二是以功利心或法治责任感为基础的死磕派律师。  星星之火的个案正义 从此，念斌一家将深信司法程序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在律师的启蒙与援助下成为法律公民。

被告人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就是被律师从信访路上劝回来的。因此，死磕取胜只能是一种多方因素耦合下的幸运，而不是制度承诺下的确定预期。

这些条件性因素并非普遍可复制。2010年，最高院公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企图改动夫妻共同财产制，遭遇中国保守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清华大学赵晓力教授称之为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2014年7月，最高院公布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目标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自身的职业化建设与体制机制改革。——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生动记录了这些个案及其普遍的法律社会意义。

为此，死磕派律师的节制美德与对当事人的正确的法律教育显得至关重要。首先是法官遴选制改革，即建立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以法官代表、组织人事部门代表及社会人士组成，按照职业标准统一选拔法官并提名给归属地人大按法律程序任命。这在传统的治理情境中不会出现，其条件至少包括：第一，法律教育的规模化与法律人才的集体涌现。司法是完整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完全与行政区划分离是不可能的，也会破坏地方民主政治的常态发展，但灵活的提级管辖与指定管辖以及专门法院的跨区设立则完全可行。

当然，信访与司法呈现非此即彼的钟摆式关系，如果司法无法提供合格救济，信访之路又将重启。但这还不足以确保死磕个案的成功，最终的责任还是归于裁判者。

有人认为他们不太像专业的律师，有人认为他们专业水准一般，只求出名获利，而司法机关显然也不喜欢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死磕往往意味着对其司法过程各个环节的逐一而精细的合法性检验，很可能暴露出各种原本被层层掩盖的司法错误乃至于丑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司法行为问责乃至于刑事追惩。当然，合法而正当的死磕始终可以成为一种针对司法过程的监督与推动力量，起到一种独特的合法性检验作用。

再次是司法公开与阳光司法。这样，个案胜利便具有了社会扩展与经验增值的意义。

香港《基本法》中就规定了法官由独立委员会提名后由行政长官任命。在暂别信访共同死磕的过程中，律师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是面向司法机关的司法程序合法性检验与监察角色。第三，法律人共同体及其法治使命的自觉。在刑事司法领域，美国也存在长期而艰苦的洗冤实践，美国民间性的洗冤工程成为其刑事司法体系优化的重要监督与推动力量。

司法地位与司法文化 从宪制性地位来看，中国的司法权还不能够成为依据宪法监督主要政治力量的制度性权力，无论是基于文本职权还是政治实力，司法权都不足以超越党的领导和人大至上，不足以将主要的政治决策纳入司法机关掌控的审查程序之中，也就不可能建立中国式的司法审查体系。律师的这一行为从外观来看完全与信法不信访的新司法观和维稳策略一致，因此官方应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

第四，对运动一个月以来的民意走向缺乏十足把握，对能否超过622公投数字缺乏信心。这种公投本质上是一种民意调查，是对政府的一种政治请愿，但却动辄以混淆视听的公投名义声张，隐喻人民主权的暗流涌动。

占中运动如不能充分估计这一情势变化，恐陷入进退失据之困境。联系大律师公会自今年4月28日提交政改意见书以来的历次声明，间或有对公民提名和占中的某种道义理解与支持，但对相应诉求和行动的违法性认定一以贯之。